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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 gallantry
作者 標題 [轉錄] 一條細線撬開的簡牘秘聞
時間 Sun Aug 20 22:55:0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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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细线撬开的简牍秘闻_马伯庸_新浪博客
一条细线撬开的简牍秘闻_马伯庸_新浪博客,马伯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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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伯庸
有時候讀歷史論文,和看一部驚險推理小說差不多。
研究者們像一群執拗的偵探,在重重迷霧裡穿行。眼看山窮水盡,卻突從一處不起眼的蛛絲馬跡中求得轉機。霎那間,所有的困惑煙消云散,眼前豁然開朗,柳暗花明。
且不說其學術價值如何,單是探查過程本身的曲折與巧妙,就足以讓旁觀者為之陶醉。
一次偶爾的機會,我從仇鹿鳴老師那聽到一個關於簡牘學的學術突破。這個領域略生僻,但這個發現的精妙之處,著實令人拍案叫絕。後來我按圖索驥,找來相關資料閱讀,越讀越發現這其中深藏的趣味。因此我不揣外行,儘量用淺顯的方式,把圍繞這個學術突破的來龍去脈分享給大家。
要想說清這個故事,得先從孔子的「韋編三絕」講起。
孔子所處的時代,紙還沒發明,承載文字的載體是用木、竹以及少量的絹帛。以木板為書的,叫做「牘」,也叫「方」或者「版」;以竹片為書的,叫做「簡」。
這個「簡」,指的是單片竹簡,最多能寫二三十個字。如果是一篇很長的文章,就要分成許多片竹簡來寫。這麼多竹簡,必須要裝訂在一起,才能方便閱讀、攜帶或收藏。古人的做法是:先把這些竹簡按照簡文排列好次序,拿起最右邊的一枚,用兩根或三根編繩卡在上下兩端和中間,纏繞兩圈,打結;再把第二枚竹簡緊貼著結繩處,繼續纏繞,打結。就這麼一枚一枚地系在一起,就像是編一片草簾子。
全部編好以後,以最後一枚簡為中軸回捲,層層疊壓,最終呈一個圓柱形,稱為策,也叫「冊」。這個「冊」字的形狀,正是一根繩子穿過兩枚竹簡的樣子。後世所謂「書卷」,也是從這種摺疊方式而來。
捲好之後,還要在第一根簡的背面寫上篇次,第二根簡的背面寫上篇名。這樣一來,拿起竹卷,這兩條簡背恰好露在最外面,便於查找。
竹簡成書的關鍵,在於編連。而編連用的繩子質地,很有講究。王室和大貴族,會用絲線,叫做絲編;士人階層則用皮繩,叫做韋編;再低端一點的,會用麻、藤、藺繩等;再低一點的窮苦大眾……呃,他們反正不識字,不用為這個發愁。
所以「韋編三絕」的意思,是說孔子讀書太勤奮了,反覆翻閱,結果連編竹簡的皮繩都斷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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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老夫子勤奮令人敬佩,可仔細想想,這個善後工作也挺頭疼的。可以想像一下,繩子斷開以後,整卷竹簡就這麼「嘩啦」一下散落在地,亂成一團。孔子他老人家,還得貓下腰,不厭其煩地把竹簡一片片撿起來,再拼回去。
他老人家典籍讀得熟,把一冊書拼回去毫無壓力。但如果是幾千年以後的人,碰到這種情況,可就麻煩了。
要知道,在紙張出現之後,竹簡沒有馬上被棄用,兩者並行用了很久。一直到三國時期,竹簡還用的很頻繁。直到東晉末年,桓玄下令說:「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竹簡才徹底退出歷史舞台。
中華文明歷經先秦兩漢魏晉,累積了大量的簡牘記錄。其中極少部分被轉抄到紙張上,得以流傳後世,還有一部分則深藏在地下,偶爾會被挖掘出來,重見天日。這些簡牘裡蘊藏著傳聞已久的散軼文獻和前所未見的原始檔案,是一個無可取代的文化寶庫。
可問題是,竹簡可以保存很久,但編繩卻不會。無論絲線、熟皮還是藤麻,都會隨著時間流逝而衰朽成灰,然後竹冊就散了。
我們以為簡書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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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大部分簡書在出土時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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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者們拿到這些寶貴的文獻記載時,他們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把散碎殘缺的竹簡拼回正確的順序。順序對了,才能顯示出正確的文獻內容,否則沒法做進一步的研究。
這項基礎性的工作,就像是一個曠日持久的拼圖遊戲。研究者必須充分利用出土簡牘的每一點信息,把拼圖完成。
最簡單的排序法,是按照頁碼去排列。
比如《清華簡》裡有幾篇簡書,簡背標有現成的編號。學者們只要叼著牙籤把編號排一排,這事就解決了,輕而易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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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清華簡裡的《筮法》局部,因為使用了表格和圖案,拼起來毫無壓力)
可惜這樣的簡書實在太少了,不能指望每個古人都這麼體貼。
於是學者們又想到了另外一種排序法:根據簡文進行拼接。先釋讀出文字,再根據上下文的意思連貫竹簡。
工作原理很簡單,但實現起來並不容易。次序和文字其實是互為因果,上古文字又比較曖昧,不同次序解讀出的意思,可能截然不同。
比如說,1994年上博從香港搶救回一批戰國楚簡,統編為《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專家從這套楚簡裡釋讀出一大堆價值極高的文獻,比如《詩論》,作者可能是孔子或子夏,還有一部現存最早的《周易》、最早的道家散軼文章《恆先》、三十九首戰國曲目和一些零散的戰國逸詩、逸兵書等。
在這些收藏裡,有一篇叫做《訟城氐(容城氏)》,一共53枚竹簡,記錄了上古帝系二十多位帝王的名字。其中第32號簡,上面寫的是「以壤於□□□,曰:德速蓑」。(這個編號是指竹簡入藏時的檔案號,不是序列號)
那三個□□□,非常模糊,無法確定是什麼字,甚至無法確定是兩個還是三個字。所以這枚簡到底該擺在哪裡,一直存於爭議。
有學者認為,這個32號,應該擺在34號和35號之間,變成這麼一段話:「禹於是乎讓益, 啟於是乎攻益自取 【34】, 入焉以行政。於是於(乎)始爵而行祿,以壤於來,亦迵,曰德速蓑。【32】」
其中□□□的三個字,應該釋讀為「來,亦迵」。
這個「壤」,讀成讓,即禪讓。大禹按規矩禪讓給伯益,但他的兒子啟討伐伯益,自立為王,把禪讓制變成了血親繼承製。這裡記錄的,正是禪讓制終結的全過程。敘述者對啟的行為頗有微詞,這個道德觀也符合傳世文獻裡的說法。
可是很快又有人覺得,這麼排列有問題,特別是「以壤於來,亦迵,曰德速蓑(衰)」這段話,殆不可解。啟都奪權了,怎麼還會「讓於」這個叫「來」的人?亦迵又是什麼意思?最後那句「德速衰」的評語,到底是誰說的?
一位學者仔細研究了32號簡上的「□□□」三個字,覺得有點眼熟。他回過頭去,在前面的4、5、6號簡上面找到這麼一段記載:「禽獸朝,魚鱉獻,又吳迵,匡天下之政十有九年而王天下。」 結合上下文,這段話是在描述堯之前的一位賢王。其中「又吳迵」三個字,應該釋讀為「有虞」,「又吳迵」也即有虞氏一位叫迵的人。
而32號簡上的「□□□」三個字,根據他的釋讀,其實不是「來亦迵」,也不是「吳亦迵」,更不是「吳亦凡」,該是和456號簡上寫的一樣——「又吳迵」。
按照這個猜想,他把32號簡排在4號之前,接續後文的大概意思是:這位有虞氏的迵,受了某位先王的禪讓,登基為王。禽獸都來朝拜,魚鱉也在獻納。迵的治世持續了十九年,然後禪讓給了堯。堯後來又禪讓給了同樣出身於有虞氏的舜。
這樣一來,在堯舜禹之前,又多了一位叫迵的王。而且在他背後,隱然浮現出一個上古大族有虞氏,先後幾任王都是出自該部落。
當然,關於「又吳迵」三個字的釋讀,還有許多說法。有人認為那三個字應該釋讀成「有無終」,是楚國神話裡的部族名;還有人覺得「又吳迵」的意思是「有無通」,恰好和「禽獸朝」、「魚鱉獻」形成一個排比,是讚頌賢王統治的詞。
每一次不同觀點,都會讓32號簡的位置發生一次變動,形成一個全新的故事。
這些說法誰對誰錯,眾說紛紜。但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靠文意去猜測簡序,是一個相當艱苦的過程。
研究人員還需要新的偵察手段來幫忙。
比如說:筆跡。
每個人的筆跡都不同,而一部書出自同一人之手的概率比較高。所以通過核對竹簡上的書法風格,可以初步判斷其歸類何在。
在郭店楚墓裡,曾經出土過一篇《性自命出》的簡書。這是一篇儒家文章,探討形而上的哲學道理。研究者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前面36枚竹簡,是談論禮樂;從37到67,卻開始討論起性情和處世哲學。
有人提出來,這可能是兩篇獨立文章,被誤湊到一起來。經過仔細觀察,他們發現前一半每簡是22.9個字,後一半每簡24.2個字,字形大小有著微妙不同。再進一步觀察,前一半的筆記很潦草,蘸墨比較充足,所以筆畫顯粗;後半部的筆記用墨少,筆畫細而拘謹,一看就是出自兩個人之手。
而且學者還發現,有三個字:見、勇、主。在前一半和後一半的寫法不太一樣。據此判定,這是分別出自兩人之手的文章,不宜視為一卷。
可見只要筆跡分析得當,可以提供很有價值的信息。
除了書法之外,還有一個有趣的觀察手段:標點符號。
中國古代沒有規範的標點符號體系,但並不意味著沒有標點符號。古人讀書,往往會自創一系列符號,以方便書寫或閱讀。
比如睡虎地秦簡裡有一封家信,信末寫了一個「急」字,下面加了四個點。這就是重文符,每兩個點代表重複前一個字,所以這封信結尾寫的是:「急急急」——看來這是真著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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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說清華簡裡有一篇《金縢》,這是楚國貴族教育用的讀本,可能老師隨教隨點,加了很多符號,在末簡末字的右側,加一個帶鉤的短橫,像是一個小墨釘,表結束之意,這就相當於句號了。
這些符號對於竹簡的排序,有時候能起到關鍵作用。上博的《柬(簡)大王泊旱》簡裡的第16簡,原來一直不太清楚其位置在哪。後來研究者發現,在16簡的末端,有一個小墨釘,和很多楚簡上的結束符一樣,因此判定它是文章的最後一段。有這個作為錨點,其他工作就能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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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標點符號還奇妙的,是一種叫做簡背反印字跡的線索。
咱們都有過類似的經驗,寫完一頁紙,翻過一頁去壓住,因為墨跡未乾,就會有字反印到另外一頁。
竹簡也會碰到同樣的事。
如果書寫人是個急性子,寫完立刻收卷,一枚枚竹簡就會疊壓層卷在一起,會在相鄰竹簡的背面留下文字鏡像墨跡。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把這些鏡像墨跡的竹簡一一對應上,那就能復原出竹簡在收卷時的正確位置,排序也就迎刃而解了。
(注:簡背反印不是書寫后即時卷合造成,有繩在碰不上,竹木吸水也不會粘連。是繩索朽爛后墓室進水壓合造成,用來排序易入歧途。)
岳麓書院藏秦簡《狀四種》卷冊一,就是一個典型的簡背反印字跡案例。它在入庫時,次序已經完全散亂,但通過這些反印墨跡,研究人員成功地復原了整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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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其說是拼圖,玩樂高還差不多。
可惜的是,簡背反印字跡這種情況比較少見,沒法提供太多普遍意義的幫助。
既然文字給出的參考不夠,研究人員們便開始把目光投向竹簡文字之外的線索。
這就像是勘察一個兇案現場,凶器和死者固然重要,周圍環境的種種蛛絲馬跡也不能忽略,它們往往也能提供重要線索,迅速破案。
比如竹簡本身。
竹簡的長度很有講究,不同性質的內容,所用簡長不同。鄭玄特意說過,六經用二尺四寸簡,孝經用一尺二寸簡,論語用八寸簡。不過這是漢代的規矩,在這之前,竹簡的長度並不統一,長長短短都有,長如上博《性情論》,有57釐米;短如阜陽雙古堆《儒家者言》,只有11釐米。
古人加工精度低,做竹簡得依著原材料來,不同批次的竹簡,切削的尺寸會有微妙差異。對比竹簡的寬窄、長短乃至厚度,至少能判定是不是一套。
還有,工匠在處理竹簡時,需要進行烤灼以去除水分,防止蟲蛀。這個過程會讓水分浮現在竹簡表皮,如同出汗。這個現象,劉向說在陳、楚一代被稱為「汗青」,吳越則稱為「殺青」。後來這兩個詞都流傳下來了,並被賦予了新的意思。
無論殺青還是汗青,烤灼的時間長短會導致竹簡的顏色有所差異。從色差這個維度,亦可以粗略判斷竹簡的來源。
同樣的參考物,還有簡端。古人在加工竹簡時,會修治一下它的端頭,有圓端、梯端、平端、尖端等等。看簡端屬於哪一類,也能粗淺地分析出其歸屬所在。
甚至連竹節,都能夠成為重要的參考。
工匠在製作竹簡時,會先截一段竹筒,然後豎劈成數枚竹簡。如果竹筒上有竹節的話,那麼同一批竹簡的竹節位置,應該都相同。
像是清華簡裡有《程寤》一書,一共有九支簡,每支簡的簡背竹節,都在同一位置,說明這九支是同一分組而編的。
不過這個只能作為旁證,因為它只能夠證明竹簡是同一批次出品,未必是同一批次編聯。
真正強而有力的證據,來自於竹簡上的小小缺口。
真正強而有力的證據,來自於竹簡上的小小缺口。
前面說了,竹簡是用編繩橫串在一起,一簡打一繩結。但這種繩結,只能讓竹簡左右不散,卻沒法保證上下竄動。一竄,竹書上下就對不齊,甚至單片脫出。
於是古人想出了一個簡單而天才的辦法:他們會先在竹簡左側或右側切一個三角形的小契口,然後用編繩在契口上纏上兩圈,再打結。這樣一來,編繩被卡在契口裡,便不會上下亂動了。
一般來說,編繩會在竹簡的頭、腳各編一道,如果簡特別長,還會中間再編一道,這些編繩都必須保持一條直線,橫跨每一枚竹簡。所以同一冊竹簡的契口,也一定會位於同一位置。
歷經漫長的時光之後,編繩爛朽,契口卻能保留下來。我們把這些竹簡擱在一起,觀察它們的契口編繩位置,如果能對齊成一條直線,那說明必然出自同一冊簡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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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切契口,只是為了裝訂方便。他們可沒想到,這個小小的缺口,成為日後竹簡研究重要的參考痕跡。
更重要的是,契口這一特徵並不罕見,普遍存在於諸多竹簡。所以這個判定方法,應用範圍會非常廣泛,很多竹簡得以復原了本來面目。
比如前面提到的《容成氏》。它的第35號簡,本來是兩枚殘片,由整理者合為一簡。但後來有人發現,35號簡的編繩位置,跟其他竹簡的對不上,構不成一條線段。如果把兩枚簡拆開,把35B段放到3號和4號簡之間,再把35A放到34和38號簡之間,就能拼出一條完整的編繩橫線了。
契口的威力,還不止於此。
上博藏有另外一篇楚簡《子羔》,一共有14枚簡,全部是殘簡。想恢復它的原貌,近乎是不可能的。可一次偶爾的機會,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發現一枚殘簡,居然同屬《子羔》一篇。學者們就像是找到一枚失落已久的拼圖,整個局面豁然開朗。
研究者發現,《子羔》篇的作者是個處女座,書寫格式非常整齊。整冊書一共用了三道編繩,每一枚竹簡的第一道編繩(契口)上方,都不多不少寫上八個字。
只有第11號殘簡是例外。它的第一道編繩契口上方,只有一個「之」字,顯然位置不對。
很快學者們就搞清楚了。原來這11號殘簡,並不是獨立的一枚簡,它其實是另外一枚殘簡的一部分。他們將其拼回到另外一枚殘簡「也觀於伊而得」的下方,這樣一來,第一道編繩上方,就有了七個字:「也觀於伊而得之」,再算上簡首殘去一字,正好八個字,與全篇格式符合。
同樣的邏輯,中文大學那一枚藏簡的第一道編繩,位於「乃」字下方,拼回到另外一枚竹簡「三年而畫於膺生」之下,正好也是八個字。
就這樣,簡文的真相,就在契口、編繩和文字格式的交錯下,徐徐浮出水面。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這個契口並非是萬靈藥。比如說一冊竹書十枚簡,一共有十個契口位置。無論竹簡次序怎麼擺放,它們的契口位置始終呈一條直線,我們只能判斷它們是不是一冊所出,卻沒辦法判定正確的排序信息。
《容城氏》也罷,《子羔》也罷,它們的次序考證,都是多方線索合力證明的結果。事實上,不止契口,前面說的那些偵察手段,很少能夠單一奏效。往往需要多管齊下,多方交叉證明,才能得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
如清華簡裡的《傅說之命》,一共分為三篇。竹簡長度統一在45釐米,簡端同為平端。而且筆跡相同,平均一簡字數是28,說明出自同一人之手。《說命》分為上、中、下三篇,根據簡上竹節位置,可以分出《說命》上的1-5號簡為一組;《說命》中的簡1和簡3是一組,簡2、簡4到7是一組;《說命》下則可以簡2到7,簡8-10分出兩組——基本上咱們前面說的手段,全用上了。
特別要指出的是,所有《傅說之命》簡的編繩契口位置,都是相同的,而且附近還有墨字被磨泐的痕跡——這說明,寫作者是先寫好竹簡內容,再用繩子一片片編連起來,在這個過程中繩子不小心刮蹭了墨字,留下痕跡。
這個細節特別重要。
咱們可以想一下。你現在是古代的一位書吏,要寫一份工作報告。你拿起一把空白散碎竹簡,一枚一枚寫,中間一不留神寫錯了一行字,刮掉太麻煩,乾脆把這枚錯簡拿開,再找一枚新的空白簡重寫。報告寫完,你將竹簡按次序在地上擺好,用一把削刀依次在簡上切出上下契口,用兩道藺草纏在契口上,每一簡一結,最後編成一卷竹書。
而另外一位書吏則比較懶惰,他從庫房裡要了一卷已經編連好的空白竹書,拿筆在上面寫。中間一不留神,也寫錯了一行字。但沒關係,他可以從容地把這枚簡上下兩個繩結解開,抽出去,再換一枚新的空白簡進竹冊,重新打契口,再編好,繼續寫。
看出兩者的區別了吧?
前者是先寫後編,定稿在編連之前,所以竹冊的編連一次成型,不會再有改動,
後者是先編後寫,寫作途中如果出現嚴重筆誤,會抽換新簡進來。這一替一換,新簡的契口和編繩位置,就未必能和原來的竹冊保持統一了——就好像你在嘴裡鑲了個假牙,怎麼也不會如原牙排列那麼緊密。
如果是先編後寫的場合,就算契口和編繩位置發生偏差,也無法否定兩枚簡之間的關係——誰知道是不是重編過,這個手段的參考意義就沒那麼大了。
說到這裡,特別要表揚一下秦國。
秦國雖然奉行法家,算是法國,但行事風格卻是地地道道的德國范兒,特別嚴謹。
睡虎地曾經出土過一批秦簡,裡面包括了大量地方官員的庶務檔案以及法律文書,揭示出了一個富有細緻、嚴謹的處女座官僚體系。
其中有一批簡,叫做《為吏之道》,一共51枚竹簡。顧名思義,是官吏的學習手冊。這本書的簡面上,分成了上下五欄,對的特別整齊。每一欄的文字上方,還劃有一條淺淺的刀痕線。學者們靠這個指示,輕鬆愉快地完成了排序和釋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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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是因為秦法嚴格,官吏們在文書上犯了錯,動輒要挨罵或罰款,甚至還可能受髡刑。官吏們為了避免犯錯,把竹簡上用尺子先打好格式,再往裡填字。
《為吏之道》還不算什麼。有一份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的秦簡叫《政事之常》,居然用直、斜線在竹書上畫成一個方形圖表,對角處相交位於中央。正文分成三圈書寫,內圈談政事,中圈寫註解,外圈是進一步闡釋,簡直玩出花來了。
說回正題。
所有的這些拼圖手法,是歷代學者殫精竭慮的成果,精妙、有效、洞察入微,可是……總覺得還是缺了點什麼。
它們都存在一個缺陷:提供的線索始終是間接猜測,沒辦法直接、明確地告訴你竹簡的次序。
這就好像我們可以通過香氣、擺盤、食材產地和烹飪工藝來猜測一道菜的味道,可到底好不好吃,還是得親自去嘗一口才踏實。學者們一直在探討,這些竹簡身上,到底還有沒有隱藏著一個更直接、更顯著的簡序判斷方式?
有趣的是,這個問題的答案,比發現者更早出現。
1986年,湖北省考古隊在荊門包山的一座楚墓找出448枚楚簡,內容包括遣冊、占卜記錄和司法文書。在隨後1992年發佈的考古報告裡,撰寫者在講完楚簡概況之後,順手提了一句「有少量竹簡背面有刻刀劃出的斜線,或筆劃出的墨線,相鄰的簡可據此相接,有的則互不相關。這兩種線,可能是在編聯之前做的某種記號。」
當時包山楚墓出土的好東西太多了,無論是撰寫者本人還是讀者,都沒對這個小細節過多留意。在接下來的近三十年裡,這句話沉沒在各式簡牘研究的大海底部,默默無聞。
2010年,北大獲贈了一批秦簡,一共有763枚。北大如獲至寶,立刻組織人手,對這批秦簡展開整理工作。當時參與的學生裡,有一個人叫孫沛陽,他在整理過程中,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這批秦簡的背後,有很多刻痕和墨線,而且都是歪歪斜斜的。
這批秦簡交過來的時候,是裹在一個大塑料筒裡,彼此疊壓斷裂,保存狀況很糟糕。外表滿是板結的污泥,簡面被氧化成黑色。如果是別人,可能就把這些毫不起眼的刻痕給忽略掉了。
但孫沛陽沒有,他查閱了一下,查到二十多年前包山楚墓簡裡有著同樣的特徵,撰寫者也提出了類似的猜想。從此以後,孫沛陽腦子裡隱隱約約有了一個想法,並開始著手調查。
到了2011年,《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一)》和《岳麓書院藏秦簡(一)》出版,這是簡牘學的兩本重要資料書,提供了清華簡和岳麓書院秦簡的竹簡高清圖,供學術界研讀。
更難得是,兩本書裡不止有竹簡正面高清照片,連竹簡背面也都專門拍了。
孫沛陽仔細研讀了這些照片,發現在它們的背面,居然也有刻痕與墨線的痕跡——這絕非是一個孤立或偶然現象,背後一定隱藏著某種規律。
隨後孫沛陽在老師的幫助下,調查了其他一大批簡牘,最終形成了一篇震驚學界的論文《簡冊背劃線初探》。
忽略掉艱澀的學術推論過程,簡單來說,「簡背劃線」是這樣的:
前面說了,竹冊是用編繩串成,很容易散亂,一散就得重新往回拼。這件事不光現代學術界頭疼,對古人來說,也是個麻煩事。
怎樣快捷地把散亂的竹冊正確編連呢?
注意這個「快捷」二字。對古人來說,竹書是日用品,有問題必須馬上解決,不可能像現代簡牘研究那麼慢悠悠地編連、釋讀,必須得有一個極其直觀、簡潔的排序指引。
清華簡的作者,在竹簡背後寫了編號,可惜這個做法並沒成為主流;岳麓秦簡的作者,在簡冊上劃一道橫線,可這麼做的參考意義有限。
好,橫線不行,那斜線呢?
不知是哪位天才想出來的創舉,他把竹冊翻了個面,在簡背拿起刀子或毛筆,斜斜地從左上角劃了一條線到右下角。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別小看這一條小小的斜線,它徹底解決了竹簡的排序問題。
因為斜率的存在,這條線在每一枚竹簡上出現的位置都不同,只有把竹簡排列成正確的次序,才能在簡背看到這一條完整的斜線。這種標識方式設置簡易、辨認簡潔、排序清楚,完全符合古人整理竹簡的需求。
理論上沒什麼問題,可還需要驗證。
為了確認這個猜想,他用了一個反證法。如果簡背呈現斜線,能提供正確的竹冊排序,那麼如果有一冊正確排序的竹冊,它的背面一定也存在這麼一條完整斜線。
於是孫沛陽找來了《岳麓書簡》裡的三篇《質日》。
《質日》是一種很特殊的簡牘文本,它會列出當年的日期干支,然後在每一個日子下面記事——和日記的性質差不多。它的排序相對容易辨認,因為日期就是天然的頁碼。
這三篇《質日》的排序,已無疑問。接下來,只要把它翻個面就夠了。(其實在實際操作中,孫沛陽還是先糾正了兩處誤排,才開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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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簡背刻線,就這麼展現在眼前。
緊接著,孫沛陽又檢驗了清華簡。
清華簡本來就有簡序編號,次序並無疑議。現在在它們的背面,也出現了同樣的刻線。儘管這些簡並不完整,但只要通過調整次序和補入廢簡,就可以還原出刻線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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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一個石破天驚的發現,在一雙細心的眼睛注視下緩緩浮現。隱藏著上古秘密的簡牘大門,竟被這一根細小的刻線撬開了一條大縫。
孫沛陽再接再厲,又檢查了包山楚簡、郭店楚簡、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銀雀山漢簡、北大藏漢簡等多處收藏,找到了大量此前被人忽略的簡背線,要麼是用刀刻成的,要麼是用墨劃出來的。
這說明,簡背刻線或墨劃線,絕非某個人臨時起意而為,而是一種通行的簡序標記方式。
這個發現,對研究者的意義太重大了。
這個發現,對研究者的意義太重大了。
中國現存的出土竹簡數量龐大。可以想像,有多少此前無法解讀和編連的簡牘,會因此而拼合復原;有多少難以索解的重要文獻,會因此得以重見天日;中國歷史和文化上的多少空白,會因此而得以填充補完。
有了這麼一個參照物,學者們從此玩簡牘拼圖遊戲,就可以盡情作弊了。
這個發現,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最關心古文物學術動態的,除了研究者之外,還有一類人,就是造假者。
他們為了偽造文物販賣高價,會關注學術上的每一次突破,並以驚人的效率彌補缺漏,力求真偽莫辯。
舉個例子。原來的青銅器造假,只要注意形制、鏽蝕等方面就夠了。後來隨著技術發展,學者們可以借助顯微和透視設備,去觀察鑄造時留下的范縫、芯痕等痕跡,甚至能看到分子級別的材料構成,這讓舊有贗品無處遁形。沒想到造假者緊跟潮流,把小件真品青銅器打碎成原料,鑄成大型贗品上去,設備就無能為力了。
簡牘也是造假重災區。最常見的手法,是在真正的空白竹簡上偽造墨字。書寫者對古文字理解透徹,下筆有典,經常連專家都要中招。
所以各個研究機構重金回購的簡牘,都會面臨真偽的爭議。
在孫沛陽之前,從來沒人注意過簡背刻線與墨線的存在,學術界完全沒展開過討論。
學術界都不知道的事,偽造者自然無從得知。他們在偽造簡牘時,更不會想到要在簡背下功夫。
也就是說,如果一枚竹簡的背面沒有刻線或墨線,它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但如果竹簡背後能拼出簡背刻線或墨線,則是真品無疑。
這個發現無法杜絕以後造假者的模仿,但它替一大批現存的竹簡驗明了正身,消除了真偽爭議。從此研究者們可以放心地去鑽研,這是大貢獻、大功德。
孫沛陽的這篇論文發出之後,引發了廣泛的興趣和討論。很多學者紛紛用這個發現去驗證,收穫豐碩。
比如在清華簡裡,有《赤鵠之集湯之屋》《尹至》《尹誥》三篇,共有竹簡 24 支。它們無論形制、尺寸、筆跡都完全一樣,契口和編痕也位置相同,內容都是敘述伊尹與湯的事蹟。哪枚竹簡屬於哪一篇,如何分配排序,一直是個頭疼的問題。
現在有了簡背刻線,這事就簡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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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中就能看出來。三篇文章的簡背劃了三條斜線,斜率都不同,這應該是撰寫者做出的記號。把三條斜線拼完,三篇的正確排序和分界也就一目瞭然了。
《岳麓秦簡》也因此獲益匪淺。他們的收藏裡有一套《為獄等狀四種》,是秦代的案例合集。學者利用這個最新的發現去檢驗,發現據簡背劃線編排竹簡,以及根據簡文內容來編排竹簡,這兩種方法得出的簡序幾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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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陸陸續續的發現,證明「簡背劃線」在整理古代文獻時的威力。一扇扇緊閉的竹簡大門,被這一把萬能鑰匙輕鬆扭開。
當然,這個發現也並非全無缺陷。
比如在《岳麓秦簡》裡,就出現過劃線連貫但簡文不連讀,或簡文連貫但劃線卻錯開的情況。有一枚編號叫1471號的竹簡,甚至背面還發現了上下兩條劃線。
《清華簡》裡也有類似的例外。之前提到《傅說之命》篇,上篇的1-5號簡背有一條連貫的劃線,但6-7號卻沒有。中篇的1號簡和3號簡,劃線連貫,而2號、4號-7號背面則沒有劃線。下篇的九枚簡則乾脆沒有劃線。
這兩篇文獻的簡序,從簡文來讀是沒有疑問的,劃線卻不連貫。說明正確的簡序和劃線之間,並不存在絕對的對應關係。
孫沛陽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在研究時曾觀察到一個很有趣的細節:劃線位置,和竹節之間有聯繫,而且相鄰兩簡之間的劃線,總是微微錯開,不貼合。
於是他做了一個推論:也許古代工匠是先截一段竹筒,然後繞著竹筒劃出一條斜線,然後再劈成數枚竹簡。
換言之,工序是1在竹筒上劃線;2 制空白簡;3 編聯;4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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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者在空白簡上寫字時,簡序肯定是按照劃線的順序排好。但寫文不可能一氣呵成,中間肯定免不了錯寫漏寫。碰到這種情況,他會把錯簡抽走,再拿一枚空白新簡替換進來。
一經修改,原有的簡背劃線便被破壞掉了。
所以像《傅說之命》那種情況,很可能是因為簡冊經過了多次修改替換,才導致劃線不規律。
這樣一來,就可以解釋簡序和劃線不統一的問題了。
但也有人提出質疑,在清華簡和岳麓秦簡裡,同一處竹簡既有編號,也有刻線,何必多此一舉?
刻線真的是古人為了簡序而做的嗎?還是別有用處?
而且從技術上來說,在圓柱狀物體表面畫一圈螺線,展開後還能保持直線,這個加工難度不小,也似乎沒有必要。
比如北大簡《老子》,如果按照劃痕排列,有幾根竹簡會冒頭,上端不平。如果是一個竹筒劈出來的,上端應該都是對齊的。如果是先把竹簡製成,鋪在地上壓住再劃線,是不是會更合理一些?
總之,簡背劃線的諸多細節,目前還存在不少爭議。
孫沛陽自己對這個發現,始終保持著清醒的認識。他在《簡冊背劃線初探》結尾特意強調:「簡冊背劃線可以幫助解決一些竹簡編聯問題。但是,古人並不一定每次書寫都按序取簡,也不一定有足夠多的竹簡來寫完一長篇文字。這些不可知的因素,說明簡冊背劃線對於簡序編排並無決定性作用。所以,雖然簡冊背劃線有提示簡序的作用,但只是輔助作用,不可以孤立運用。只有同時綜合考慮竹簡上的其他信息,諸如竹簡尺寸、文字內容等,與簡冊背劃線形態彼此互證,以簡文通讀為首要標準,才能正確發揮其作用。」
無論如何,簡冊背劃線的發現,對於簡牘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它為研究者提供了一把犀利的新工具,能夠進一步揭開中華上古歷史的面紗。而學者們在尋找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睿智、洞察力和耐心,也十分令人陶醉——所謂的智識之美,即在於此。
在文章的最後,還是得老生常談一下。
從很多的簡牘考古報告裡能看到:如果墓穴未被盜擾過,出土簡牘很容易恢復排序。雖然它們的編繩朽爛,但次序還是保持原樣。考古人員在提取時,會詳細拍照、記錄、編號,以供後來者參考。
而在曾經被盜過的墓穴裡,簡牘往往會被盜墓賊扔得到處都是,簡序散亂,這種恢復起來難度極大,裡面所保存的重要內容從此消失,再無復原可能。中華文明的其中一小塊,從此徹底缺失。
盜墓和考古的區別到底在哪,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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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參考篇目:
簡冊背劃線初探_孫沛陽
20世紀以來出土簡牘_含帛書_年代學暨簡牘書署制度研究_張冬冬
_書_類文獻先秦流傳考_程浩
北京大學藏秦簡牘概述_朱鳳瀚
古書成書研究再反思_以清華簡_書_類文獻為中心_程浩
關於郭店楚簡_六德_諸篇編連的調整_陳偉
郭店簡_性自命出_的編連與分合問題_廖名春
簡牘帛書格式研究_程鵬萬
簡牘文書編纂沿革考_趙彥昌
淺析簡冊制度的特點與應用_鄭軍
散見漢晉簡牘的蒐集與整理_上_趙寧
上博簡_子羔_從政_篇的竹簡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_陳劍
岳麓秦簡_為獄等狀四種_卷冊一的_省略_背劃線和簡背反印字跡復原捲軸原貌_史達
戰國簡書收卷方式探微_賈連翔
周家台秦墓所出秦始皇三十六_三十七年曆譜簡的重新編聯_程鵬萬
_容成氏_的竹簡編連及相關問題_兼與黃人二等商榷_王瑜
北大簡《老子》辨偽_邢文
關於北大簡《老子》的辨偽 與邢文先生商榷_李開
另外特別感謝@大意覺迷 大大的諮詢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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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 感謝分享有趣的文章,剛讀到前面一段,我就自己思考如果1F 08/21 00:24
→ : 身為古人,有何簡便的方法幫竹簡編序,幾秒就想到在竹冊
→ : 背後劃一條橫線一條斜線,橫線用來對齊,斜線用來排序,
→ : 想不到真的有點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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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 簡牘研究是很有趣的,考古過程很像偵探辨案,會受到既有證5F 08/21 05:56
→ : 據的干擾、文獻的錯讀,有時又會有驚人的想法,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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