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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瞭解的是，民主制並非與專制站在兩個極端的對立面上。
這一點是政治學與歷史學的入門知識，而且紀元前的希臘人和中國哲學家就已經很能夠理
解這一點了。
假使我們從唯物論的角度出發，生產方式與社會制度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生產力與軍事力，
那麼我們會很理所當然地發現，一個國家的軍制決絕對是與其社會制度息息相關的。

倘若國家採用少數菁英統治且拒絕分享權力的寡頭制或絕對專制，
那麼在權力與義務的分配上自然也會變成統治集團所獨佔，
百姓拒絕承擔身為國民的責任，而變得喪失戰鬥的自主意志。
統治集團因為無法號召起國民為其戰鬥，結果就是國家有事時能動員轉化為戰鬥力的國力
比率低落，
而不得不花大錢仰賴一支大規模的職業常備軍，以取代不可靠的民兵。
這當然是對經濟的壓迫極為嚴重的消耗。
這樣的國家在有限規模的前近代戰爭或許還有茍延殘喘空間，
但在進入17世紀以降越益步向總體戰規模的近世大規模戰爭後，
無法動員起國民總力一搏的國家，無論其行政多麼有效率、軍隊多麼精實堅強，
下場幾乎都只有被巨大的物力壓扁一途。

因此，有一部份的人從歷史中預見到了這點，提出了公民兵的想法。
歷史上，羅馬共和國在三次布匿克戰爭中宛如打不倒的蟑螂，
漢尼拔驚愕地發現當他在坎尼一戰圍殲六萬羅馬大軍後，
僅僅不到一年的時間，羅馬人就能又生出十萬大軍來讓他戰個痛快。
紀元前的羅馬能有如此可怖的動員潛能，其原因也很簡單，羅馬的兵源來自於公民，

哪怕是漢尼拔在戰場上屠光了羅馬全城的公民，羅馬元老院大可宣佈再招一批新的志願者
入伍，
用公民權來換更多、更多的士兵---用現代的術語來說，就是美國的綠卡戰士。

本來羅馬貴族會願意向平民讓步開放參政權，便是因為他們需要平民當兵流血而開出的交
換條件。
"權利"與"義務"乃是一種等價交易，而用從軍的義務交換到參政權的公民，
從此死老百姓也有了參與國家事務的榮譽感、一體感和向心力。
當然，公民兵也許不見得都像羅馬軍團那樣紀律森嚴，
他們也可能是一群宛如北美獨立戰爭時的雜牌三流拓荒者集團，甚至是法國大革命時的乞
丐兵團，
但是公民兵相較於過去傳統封建制度下的雇傭兵或家僕兵，
他們不再是為了虛無的王室榮譽或君主野心而戰，
而是為了捍衛自己的生活方式、家園與國土、及與明日的工作和薪水而戰。

當國王的戰爭成為了國民的戰爭之後，
參與戰爭的人數便不再只是一個國家裡少數的1%、2%程度，而是5%、10%的動員率。
這聽起來也許沒有很高，但依各國人口不同，
這也許意味著同一個國家的軍隊規模是10萬人或100萬人的巨大差別。
二次大戰爆發時美國民眾受日本襲擊珍珠港激起的怒火，
還沒等到政府下令開始徵兵，全國各地就同時湧入了200萬以上的志願兵，
這個數字是美國在二次大戰期間傷亡官兵總數的6倍以上，夠打很久了。
甚至還有人因為體檢沒過當不了兵，愧於回鄉見人而在募兵中心門前自殺的。

它要作出開明的假象，它得向國民們分享權力(不管是真是假)，
至少總要形塑出一種"這是國民一致同意的正確選擇！"之類的信心，
鼓舞民眾一齊為同一個目標而努力。
沒有一個政權，即使是獨裁的，可以在不得民心的狀態下長治久安。
（除非有異常強大的外力干涉）
基本上大多數成功的獨裁者，都是優秀的演員與宣傳大師，
他們懂得親近民眾，就算不是那麼一回事好歹也要裝出個樣子。
蔣經國、鐵托、卡斯楚都是屬於相當優秀的好手，
民主與獨裁的混合手法在他們任內展現出了強大的國民凝聚力，
儘管後世也許會看得出其中的破綻，但只要當下還過得去就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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