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火紅的旺中案，促使筆者開始針對媒體的管束以及相關的法律做了一些研究，發覺其實在民主社會的體制下，媒體的存在其實是無法用法律來控管的，除了NCC之外，似乎沒有任何法律制裁的動作可以管控媒體的任何報導，除非媒體涉嫌毀謗或是侵犯隱私，才有可能以法律來作制衡，這也就是為什麼媒體的權利一直有所謂"第六權"之說的原因(前五權分別為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監察權、考試權)。

十二年前的509號釋憲文，針對"誹謗罪"的討論中有提到，「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亦即是說，媒體應為人民發言的管道，受到憲法對於言論自由的保護，因此不該有任何法律能夠管束言論的散播。而在世界人權宣言中，也特別提到，「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但是不知道各位看官有沒有注意到一點，之所以保障媒體的自由，為的是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的權利，讓媒體能夠公正的成為一個足以表達民意與監督政府的第三方，制衡人民與政府。

其實並非如此，媒體是需要被管束，所以管束的單位在台灣叫做NCC，在美國叫做FCC。作為這樣的單位必須授與媒體"執照"，如果發生問題時，甚至有可能沒收媒體單位的執照，只是如今NCC是否有這麼大的Guts來管控這些媒體，就成為很大的關鍵。

許多的文件中都闡明，既然法律無法管控媒體自由，那麼對應這樣特別的權利，媒體人或是出版人應該要負起應有的義務與責任，這邊筆者特別引述歐洲人權宣言中的"但書"，「行使這些自由伴隨著義務和責任，故可受制于法律規定和民主社會所必需的形式、條件、限制或懲罰，目的在於保護國家安全、領土完整或公共安全，防止秩序混亂或犯罪、維護健康或道德、保障他人的名譽或權利、防止披露在保密條件下獲得的資訊、或者維護司法的權威與公正。」而這次的旺中案，姑且不論合併後媒體的力量與勢力會有什麼樣的改變，至少在這次尚未完全查證即報導清大學生犯罪，甚至揚言提告的報導中，已經違反了媒體人該盡的道德義務"保障他人的名譽或權利"，這樣的行為實在令人不恥。

常聽到身邊很多人說，新聞報導娛樂化、報導標題亂下、企圖誘導民眾思維，雖然在法律的審視下，媒體的報導等同是言論自由的一環，但是現行的媒體已成為廠商圖利的工具，其實這件事情不能單怪媒體，而是整個國家的惡性循環。筆者自己成立公司，在之前公司受到某報採訪之後，立即有其他新聞記者打電話來關切，打來的新聞記者並非是想來做跟進報導，而是打來詢問公司是否有意願花錢讓記者來採訪，做更大篇幅的報導(雖說是報導，但是其實可說是廣告)，而這樣的"報導"其實就是由廠商來主導內容，讓廠商能夠將自己的產品藉機銷售。很多廠商都是願意參與這樣的計劃，因為廠商也是有利可圖，而媒體報導這些新聞，對於現下氾濫的媒體管道來說，其實也不差這一則這樣的報導，所以算是大家互利共生，沒什麼不好，這樣的循環造就了我們媒體走偏的趨勢。

所以這次的旺中案，許多的學者出來炮轟，特別點明許多商人因為私利的關係，將媒體的道德與義務放在一旁，其實是點出要點。特別是研究歷史的學者，他們更是瞭解"文字"的力量，因為文字的力量才是真正串接過去與未來的橋梁，就像是如果我們現在談到三國時代，大多數人以劉備最為推崇，但是在三國演義中的描述，與正史是有一大段差距，而且曹操才是正史中的"正派"人物，這也是為什麼秦始皇要行焚書坑儒、文字獄在歷史中也是屢見不鮮的原因。

台灣社會的亂象，媒體絕對要負大半的責任，筆者本身是個不看新聞的人，原因只有一個，因為現在的新聞能夠信任的程度，已經低於50%，並非報導不實的新聞，而是新聞的內容對幫助我們這種一般民眾，瞭解事實的程度已經相當的低，低到不如花一些時間在網路上搜索相關文章，然後自行判斷，都來得更為準確，這樣的媒體到底存在的意義又是什麼？

這次的旺中案，希望是所有的人民真正開始重視自己言論自由的一次重大事件，不要跟其餘新聞一樣，過沒多久就被遺忘掉，"蘇拉"颱風讓旺中的議題曝光的程度變小了，希望每個人在度過颱風以及幾位奧運選手失利之後，回頭再次重視自己的權利，讓媒體能夠走回報導事實的路，讓人民真正的聲音能夠透過媒體的力量讓政府知道，而非是讓少數商人操控媒體的力量控制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