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媒《人民日報》日前刊出一篇評論，擔任《歷史研究》常務副主編的作者周群表示
，要「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話語權。這位中國學者明確指出，意識形態與歷史研究很有關
係，故黨要牢牢領導歷史研究工作，歷史研究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
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

他認為不少研究者在搞學術，卻沒有「經世致用」的情懷，即是說他們的學術只有學術趣
味，而沒有政治功用。總結為「重實證、輕理論，重微觀、輕宏觀，重研究、輕應用」，
「對涉及國家領土主權完整、意識形態安全的重大議題著力甚少。」

之後的論點更加有趣。周群認為，國內的學者不警剔「西方思潮」，開始搞「超越中國的
帝國模式」、「內陸亞洲」的論述，與這些提倡者互相共鳴，影響清史研究的走向云云。

為甚麼大清那麼重要？因為我們怎樣研究歷史，怎樣研究大清，攸關當今中國政權的合法
性。一些在常人眼中無關痛癢的小事，在歷史界和政治界卻是大哉問。例如大清是否「中
國」、「中國」的是甚麼、大清有沒有「漢化」之類，從大清到現在都是研究者辯論不完
的問題。

西方有「新清史」這個不算新近的流派，著重用滿文史料研究大清，當中有不少發現，原
來「大清」已經被漢化、被中國「吸收」的定見，即是我們在教科書看的那些，只是漢族
中心史家和愛國主義者的 FF 幻想。

很多研究者發現，大清並非漢儒所想像的大清，用「漢制」只是統治漢人的手段。事實上
滿洲皇帝強調自身的身份認同、區隔各族、用不同制度管治漢人、西南地區、蒙古、西藏
及新疆等。在這個視野下，「中國人」會發現自己的歷史不再是一脈相承，而是斷裂的碎
片，一輪一輪的認賊作父。

我們以為中國是一個穩定的裝置，只是政權一代傳一代；但在西亞/內亞、邊疆民族的視
野下，中國卻不是中心，反而成為邊緣。在蒙古人的世界中，成為一個被統治的邊區；不
是「中國朝代」而可能是一個「內亞帝國」的大清，其蒙、藏、滿互為聯結的執政聯盟，
在近世也被重新發現。漢人反成了這個內亞帝國的東南夷。

一直視中國為三千年相續無窮的文明政體的一般中國人，自然對這類邪說感到不安；政權
當然亦不會歡迎這類觀點，甚至不發簽證給新清史學者訪問，以作懲罰。畢竟國共雙方的
民族主義史觀，都一致認為大清已經漢化，大清也是中國朝代，清人就是中國人，滿洲就
是中國。

事實上首先解構中國的學者，應該是來自日本。日本在一二戰之間的「大東亞」宏圖，中
間就涉及大量學者參與的滿洲研究。例如一些人提出「內鮮一體」（內地人 — 日本人和
朝鮮人是遠親），或以長城為界，劃分東北亞的通古斯人種為一體，即蒙、滿、東北、朝
鮮、滿洲和日本人是一家，與「中國人」無關。

這個進路，在日本戰敗之後並無終結，成了一個檢視滿洲和中國史的傳統。例如滿蒙學者
岡田英宏，這個人在 26 歲的時候已能研究滿文老檔，從蒙古帝國的擴散來重構世界史。
於是「中國」不再是東亞史的中心，反而是一波一波蠻族擴張史的邊緣。契丹、突厥、蒙
古、女真人，成為了史的主角，可想而知就是皇漢式的「中國」被瓦解了。

其實岡田英宏在日本歷史界同被視為異端，因為他同時拆解日本天皇萬世一系的神話。同
樣異端的劉仲敬則在近年將「內亞」的概念發揚光大，認為「中國」從古到今的大發展，
都是因為西北蠻族輸入技術而得到革新，而中國「內地」則是一片窪地，新銳的技術進入
之後就慢慢沉寂消磨，最後又被更外圍的蠻族征服。

就算是中國官方禮遇有加的國學者饒宗頤，也是講西亞影響論，強調古中國文明受波斯文
化強力影響。要認真地說，這些也是很「危險」。因為在高空視野下，一切的來源 —「
中國」— 頓成虛空，被解構成了一個空殼。個人的史識脫胎換骨，但對整部好像連棉相
續的「中國史」，便是抽筋斷骨。這類「惑亂心智」的論述，中國一向叫做「歷史虛無主
義」。

官媒不知是否針對台灣的八旗出版社，因為它將很多類似的新知引入中文世界，對「再認
識」中國有卓功，所以官媒急呼喚要建構「真正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清
史研究體系」，便是說話語權和影響力的問題。

如果中國知識份子都不再視大清、大元是中國朝代，不再視中國為三千年相承無窮的國家
體系，那今日「繼承大統」的黨國，又置於何地？神聖的東西不再神聖，罪惡的東西也不
再罪惡，對於中國當局從來是影響國家安全的大問題。

所謂「誰控制過去，誰就控制未來」，學術之爭從來是政治的，尤其是歷史。中共靠槍桿
子和筆桿子取得政權，其實後者還重要過前者，因為控制了筆桿子，戰爭在大腦之中完成
，連槍桿子也不用動。香港人不重視歷史，所以他們的過去和將來都被控制在別人手中。
控制歷史自然是重中之重，在這一點我挺欣賞《人民日報》和黨國的戰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