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5歲的David Chen是大連海事學院航海系四年級的學生。這年春天在天安門廣場
發生的民主運動，也影響了大連和大連的學生。David作為組織者，與系裡的學生一起參
加了大連海事學院在大連舉行的支持北京學生的活動。不過，與當時許多外地的學生一樣
，他們不滿足於在本地活動，而是想到北京去，親自加入到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這場民主
運動。「大連這個地方小，我們這裡組織的活動沒法和北京比，」David（本人要求使用
英文名）採訪中回憶道。

於是5月17日，David與大連海事學院的幾十位學生一起坐火車去北京。當天傍晚時候，他
們才出北京的火車站，正好趕上了這一天在北京舉行的首都各界百萬群眾支持絕食學生的
示威遊行隊伍，但他們並不知道那就是百萬人大遊行，剛去就看到好多人在走。大連海事
學院的學生們穿著整齊的校服，一起走進天安門廣場，最前面的兩位學生拿著一張大條幅
：「聲援學生」。

接下來，David與同學們便像其他外地學生一樣，一直駐紮在廣場上。與大多學生不同的
是，David身上帶著一部雅西卡(Yashica)135相機，這是他台灣的舅舅送給他的禮物。來
北京前，他特意買了四卷膠捲。從18日起，伴隨著北京事態越來越緊張，他開始拍照。當
時，廣場上學生絕食進入第6天，被送進醫院治療的學生已達3500多人次。廣場的抗議仍
此起彼伏，外地進京的學生越來越多，支持學生的工人、大學教師、官方媒體人、軍人與
警察也陸陸續續地出現。5月19日凌晨，趙紫陽出現在廣場勸學生停止絕食，這是他最後
一次公開露面。20日，戒嚴令宣布，時不時有直升飛機到廣場撒傳單。雖然北京的學生已
經開始撤離廣場，但外地的學生仍源源不斷來到廣場。

David對於當時民主運動的具體情況並不熟悉，他不認識學生領袖，也不知道廣場上的學
生指揮中心在哪裡。但他對眼前的一切都感到好奇，想用相機拍下。「我只呆在廣場，最
多也就到了新華門，看到哪裡人多，哪裡有演講，我就到哪裡。因為我想拍照片，讓大連
的人看看北京的情景。」

在David和他的同學看來，學生們的訴求代表著民意，是中國的希望所在。因此，他們也
參與到抗議隊伍中，表達自己的訴求。David還與同學們親手製作了一條大標語，表達他
們對「四· 二六」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強烈不滿：「我們判斷：4.26社論
是姚文元寫的。」然後他們將這條略顯幽默的標語掛在了天安門廣場上。與當時的大多數
學生一樣，他們對這場民主運動充滿了樂觀和美好的期待，圖片中，可以看到他們在天安
門廣場上做著各種勝利手勢。「當時我們認為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學生得到了這麼
多人的支持，政府肯定會屈服，給學生一個說法的。」

David很快用完了他的膠捲，最後三天，他只是在廣場上觀察著這場運動。在廣場上，最
讓他感動的是那些絕食的學生，「他們以生命為代價，呼喊正義，」David說。「還有那
些普通的北京市民，他們天天清晨就開始蹬著三輪車來到廣場，給同學們送吃的，很多飯
店見是學生來吃飯就免費。後來被中央電視台報導為暴徒的所謂飛虎隊，實際上是天天騎
著摩托車給沿途學生送水送麵包的北京市民。正是有了市民的支持，我們才能堅守在天安
門廣場上。」

10天後，David帶著自己拍攝的四卷膠捲離開北京回到大連，連夜把這些照片沖洗出來，
黏在硬紙板上。5月29日到31日，連續三天，他和兩三位同學，站在大連當時最繁華的商
場秋林公司門口，舉著這些照片，一邊為市民介紹北京的學生運動，一邊為學生募捐，最
後一共募捐到一百多元，而所有的照片也被大連市民要去。

隨後發生6月3、4日的血腥鎮壓，讓樂觀、充滿希望的David對政府感到極度失望。之後，
他畢業了，分配在一個港口工作；他的專業是航海，但因為參與「六四」的經歷，他不允
許去大船上從事遠洋工作，只能長期留在港口工作。他再也沒有機會把這些照片拿出來了
，但他也並沒有扔掉：「我父親告訴我，這些底片你要好好收藏，以後有機會再拿出來。
」David的父親在曾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農村，度過了艱苦的12年。他的父親母親也幫他
收藏著這些底片。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變遷，他越來越對這個國家感到絕望，當年一起參加學運、思想
激進的同學，他認為絕大部分已經被洗腦、被體制化了。「六四的時候，我們的口號是打
到『官倒』，而如今腐敗已經合法化。當年一起去北京的同學，有的也認為這個國家很好
。」

2011年，他開始準備到美國，他把這些底片拿出來，做成電子版，放入移動硬盤，並多處
備份。2012年，David Chen移民美國，現居舊金山，做著中國移民比較常見的工作，開餐
館。因為擔心招惹中國政府，給在中國的家人帶來麻煩，他不願意公開他的中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