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譚嗣同看來﹐中國之所以迅速落後於原來瞧不起的日本、國運不昌﹐原因在於無人願
意為變法而犧牲﹐即每個人都抱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各人各掃門前雪、休管他
人瓦上霜”的看法﹐不願意做出頭鳥﹐深怕“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喜歡的是雞毛蒜皮
的小變革﹐關鍵的、從根底進行的制度變革﹐卻由於可能流血而無人敢做﹐最終造成的
結果就是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販夫走卒﹐無人願意進行大的革命。這種觀點到今天還是
大有市場﹐隻要自己過得好﹐全社會過得不好都無所謂。顧炎武所謂“天下興亡、匹夫
有責”歷來被歌頌﹐但卻包含著“你不負責任的﹐還有全社會其他人會出來負責”的語
意﹐造成大量的人根本將自己置身於浩浩湯湯的變革大潮外。譚嗣同以“我以我血薦軒
轅”的豪氣﹐說出這段話﹐確實點到了根上。

事實上﹐不願變革最關鍵的因素在於利益的固化。滿清不願變革﹐因為變革後漢臣掌權
滿臣失勢﹐滿清基業可能淪於己手﹐然而武昌首義打破之﹔北洋不願變革﹐因為變革後
軍權旁落﹐然而北伐戰爭打破之﹔民國不願變革﹐因為變革後蔣宋孔陳利益受損﹐然而
共黨革命打破之。可以說﹐想改變舊狀況建立新氣象﹐不徹底打破就無前途。在沒有外
來壓力的情況下﹐吞下肚子的東西是不會吐出來的。

革命也好、變革也好、變法也好、改革也好、鬥爭也好、抗爭也好﹐無非是利益格局的
調整﹐就是將嚴重失衡變得平衡一些。這裡面就講求一個度﹐即何時起來調整這種失衡
的局面呢﹖最好的辦法是出現失衡就開始調整﹐但現實中幾乎不可能﹐因為獲得利益者
往往是最高層﹐而調整最初是由他們掌握的。最常見的時間臨界點都出現在忍無可忍的
時候﹐就像古代的農民起義﹐都是到了百姓已經活不下去﹐不揭竿而起、挺身走險就無
法生存的時刻。

從相對抽象的歷史回到現實中來。僅以我在PTT上面了解的台灣情況舉例﹐台灣現在也出
現了很嚴重的利益固化﹐執政黨（甚至包括在野黨）與財團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對台灣
普通民眾的利益進行侵害﹐這是最表面但也最直觀的利益對立。想讓KMT或者所謂的慣老
闆拿出錢來發給大家﹐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其認識到如果不進行妥協﹐那麼失去的將更多﹐
不過目前這種局面遠未出現﹐也是大家探討的關鍵。

我以為關鍵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台灣現在離臨界點還有距離。換言之就是台灣還遠沒到
普通百姓活不下去或者感覺很艱難的程度﹐抱怨聲雖然大﹐但仍然還沒有達到大部分共
識的地步。比如馬英九﹐雖然民調支持率曾低到9.2%﹐但並不代表全社會都要求變革﹐
相當多的民眾隻是對他不滿﹐如果換個人上來﹐哪怕還是這套政策﹐一樣有高支持率。
其實就是沒意識到在制度沒有變革的情況下﹐換個人上來還是一樣﹐從這點來說﹐KMT
應該很高興看到。二是台灣缺乏一個能夠引領全社會抗爭的核心人物和團體。就拿團體
來說﹐它不是簡單的在野黨、反對黨那麼簡單﹐而應該是能夠代表最廣大民眾利益﹐同
時還具備戰鬥性和破壞性。我看到不少鄉民經常提到組建第三黨或者成立台灣自己的勞
工政黨﹐這是個不錯的選擇﹐但台灣現在還缺乏這種土壤﹐原本是有的﹐可經過這些年
的變化﹐原本可能的人也沒了。舉個不恰當的例子﹐民進黨2000年執政﹐有點類似於李
自成取代明朝﹐可他自身迅速腐化墮落﹐剛進北京就開始想著享受﹐結果很快就被滿清
打翻﹐連原本的戰鬥性都喪失了。

這樣的團體或個人出現的幾率很小還有個原因﹐就是華人長期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溫良
恭儉讓﹐做什麼事情都喜歡先檢討自己﹐養成畏首畏尾、投鼠忌器等各種毛病。隻要儒
家思想的觀念在腦中生根發芽﹐就別指望他具有變革的意念和決心。推翻滿清的孫文、
趕跑民國的毛澤東﹐哪個被儒家思想束縛了﹖那些跟隨孫文、毛澤東搞運動、鬧革命的
人﹐哪個被束縛了﹖同盟會、興中會以及早期的國民黨、共產黨﹐哪個被束縛了﹖要變
革﹐那就別信儒家。可反過來﹐要是想讓普通百姓不反抗﹐那儒家思想最合適。兩千多
年的實踐可是歷歷在目。

以我目前的感覺﹐台灣基本上不會出現大規模的抗爭﹐至於流血沖突﹐就像泰國、烏克
蘭、埃及、土耳其那些國家人動不動就街頭政治甚至死人的﹐應該極難出現。要想改變
目前的情況﹐除了期待能出現敢於抗爭的核心團體和人物外﹐隻能寄希望於外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