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中國的小說家莫言，他在瑞典接受訪問時，把言論審查比喻
為機場的安檢，說是「有必要的」。另外，他拒絕簽署已有一百三十位諾貝爾獎得主支持
並簽名，為釋放劉曉波請願的信函。莫言的這些行徑引起西方知識界極大的爭議與批評。

2009年的文學獎得主，羅馬尼亞－德國籍的小說家，赫塔‧米勒（Herta Muller）說，獎
歸莫言是一大災難（a catastrophe）。最敢於公開且大聲批評的，可能屬薩爾曼‧魯

西迪（Salman Rushdie），他12月6日在臉書上表示：「我很難避免下結論：莫言等於蘇
共黨委作家蕭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的中國版：是政權的潘仔（a patsy of the
regime）。」

「西方對於莫言跟中國政權過從甚密的鄙夷之中，隱藏著一種未經反思的假定：英美作家
自然擁有比較高的道德，因為他們跟自己的政府站在一起，是站在歷史正確的這一邊。肯
定的是，我們也不能期待他們對於自己陣營的政治人物發動災難性、完全沒必要的戰爭，
採取公然反對的立場。事實上，很少人利用他們不受限的自由來做這樣的事。」

稍後，他又說：「魯西迪也許真誠地相信布希政府決心透過戰爭，將民主帶給阿富汗。」

魯西迪自然不是省油的燈，身經多場筆戰的他，12月16日立即投書給衛報，反駁米希拉：

「我從來沒有說過布希政府決心『透過戰爭，將民主帶給阿富汗』。我確實曾經說過，在
911攻擊事件發生後沒多久，報復攻擊蓋達－塔利班軸心勢力是合理的，並不是為了『帶
來民主』，而是對於戰爭行為作出回應；恐怖組織當時接收了阿富汗的國家機器，並且利
用該國作為攻擊美國的基地。搞不好米希拉覺得美國不應該反擊，而應該為了錯誤的外交
政策向蓋達組織道歉，並接受那些在世貿雙塔死掉的人都死有餘辜。我並沒有這樣指控他
。因此他也不應該用我沒說過的話來指控我。

然而米希拉想表達的事情頗為奇特。他攻擊納博可夫、索爾‧貝婁、厄普代克、馬丁‧艾
米思、還有我，是『選擇性的人道主義』，猶不滿足，他說：『當然，暴力與?削是所有
國家的基礎，不管是否為民主國家。』這個──我該怎麼稱呼？──這種撒旦式的看法，
認為人類社會不管是哪一種，都是奠基在邪惡之上，以這個理由，所以他就可以提出，強
大的民主國家與強大的專制國家之間，作家們對於生活在一個自由或非自由社會的反應，
存在著一種道德上的等價性。像我這樣的人，不應該批評像懦弱的諾獎得主莫言那樣的人
，因為，我們未能譴責我們自己的『強大機構與個人』，我們其實也是潘仔。但是民主國
家並非獨裁政權，而對這兩種制度的回應，不能如此簡單地畫等號。更何況，自由社會的
作家確實常常批評權力者，從不甘心只當百依百順、一意追求文名的人而已，如同米希拉
所指責我們的。我當美國筆會的理事長時，我經常領導該組織，對伊拉克戰爭、阿布葛瑞
監獄、關達那摩監獄與愛國法等等提出批判。

至於中國諾貝爾獎得主的問題：美國筆會一直為身繫囹圄的劉曉波請命，我長期與這些活
動有關連，因此也輪不到米希拉來告訴我，不應該批評莫言對劉曉波的不支持。莫言在斯
德哥爾摩為言論審查辯護，把它比成機場的安檢。然而，機場的安檢之所以存在，是為了
要保護我們不受恐怖份子的攻擊。因此，莫言做的，是把異議文學跟恐怖主義畫上道德的
等號。這在當下招來反感，現在也一樣令人感到不快，而我會毫不遲疑地譴責這樣的說法
。」

諾貝爾文學獎自創始一百多年以來（第一次頒獎是1901年），瑞典委員會的抉擇就經常引
起爭議。1901年該獎頒給法國詩人普呂多姆（Sully Prudhomme），卻有四十二位瑞典作
家寫公開信表達反對，認為應該頒給托爾斯泰。幾年前引起爭議的，是2004年的奧地利籍
得主、曾加入共產黨的耶利內克（Elfriede Jelinek），她的作品被其他人批評為：「隨
意拼湊的大量文字」、「色情的」，甚至導致一位評選委員辭職以示抗議。2012年的文學
獎頒?，看來是此一傳統的延續。*